网站地图

陕西老师辱骂学生事件,仅仅揪出一个教师“败类”还不够

2018-08-28 22:48:21 浏览次数:9988

陕西老师辱骂学生事件,仅仅揪出一个教师“败类”还不够

园丁1号,一线教师

全文2300余字,读完约需5分钟

每一个选择当教师的人,都曾理想主义过,可当他们长年累月地裹挟在单向度、高强度的评价体系里,最终也会零件化、机械化,成为考试机器螺丝钉般的存在,主要为成绩服务。

无论什么职业,本质都一样,都是为特定群体提供服务,没有必要把教师、医生等神圣化,戴上道德的高帽。要想让一个群体“不作恶”,根本上靠的是好的制度——哪怕他们很功利、很世俗、很野蛮,也能够在制度的限定下,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场人。

闹得沸沸扬扬的“陕西女生遭老师辱骂录音取证”的事件,有了处理结果。商洛市商州区科教体局对外界公布:依据国务院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、教育部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等规定,经研究,给予教师王某记过处分,并撤销其教师资格。

根据最新的消息,被辱骂的初一女生婷婷(化名),其家长已原谅该“老师”。但看网友反馈,他们对于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。认为不应该就此放了“老师”王某,还应追究其侮辱罪。

作为教师,当我听到被辱骂的女生放出来的录音,真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不太敢相信本该为人师表的同行会以“贱人、二货、瓷怂、不要脸”等词辱骂学生,甚至鼓动全班同学排斥、敌视学生——仅仅因为婷婷转学到该班级后,成绩比较不理想。

因此,无论是王某被取消教师资格,还是按网友说的,得追究其法律责任,都是王某咎由自取。

我这里想讨论的是,这件事的影响。揪出教师队伍中的一个“败类”,会让一些有辱骂学生习惯的教师收敛,毕竟他们会担心学生可能录音;但这能否从根底上消除,某些教师对一些学生(主要是“差生”)的歧视吗?

以我作为教师的经验回答这个问题:很难。或者可以确定地说,不能。

新闻中,王某之所以辱骂婷婷,是因为她成绩差。而当记者去采访该校教务处的老师时,虽然他们已经听过婷婷的录音,依旧坚定地站在王某这一侧,理由是:“他爱孩子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,可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,心是好的,是为了激发刺激这个孩子。”

王某与教务处的老师分享的是一个共同的逻辑:婷婷成绩差——羞辱她——促使她提高成绩——成绩提高了,就是为学生好。

但真的纯粹是为学生好吗?如果为学生好,那就应该按照《教师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规定,关爱学生、尊重学生、呵护学生,而不是羞辱学生,让学生被孤立,并感受到痛苦和绝望。

“为学生好”或许是不少教师和学校“借口”,说到底他们是为了成绩,是为了“私利”。

以我所在的学校为例。每一学年结束,全县会给所有年级语文、数学的期末考试算一个平均分,并以此作为达标线。每一个镇、每一所学校、每一个班级再各自算出平均分,达到达标线的,有奖金拿,未到达标线的,没有奖金。镇与镇之间、学校与学校之间、班级与班级之间,也会相互排名比较,如果一所学校排名镇里的倒数前三,那么校长就要被叫去训话;同样地,一个班级成绩不理想,校长也会叫班主任去训话。

对于身处整个压力链条最底层的普通而言,上头每一次加码,教师的压力就愈大。期末考试平均分,影响的不仅仅是一笔不多不少的奖金,还直接关系到教师的年度考核,年度考核又影响着能否被评为骨干教师?能否被评为优秀班主任?能否评职称?职称等方面的差距,又意味着每个月可能一两千元的差别,对于一穷二白的教师而言,这真不是小数目。

教师本质只是一种职业,教师也是人啊,也想取之有道地爱财,彼此之间也会比较。当上头对一个教师的考核,看的不是师德这些看似“虚”的东西,而是最直观的——班级的平均分,有几个教师会看淡成绩?

因此,我不想讳言,私底下教师之间的聊天,大多数人都不喜欢“差生”,偶尔班级有“拖后腿”的“差生”,教师背后也会偷偷地埋怨和吐槽,“哎,我们班那个‘傻子’这次竟然才考了XX分”;“我们班那几个‘傻子’,硬生生地把平均分拉低了XX分”……

每一个选择当教师的人,都曾理想主义过,没有人不想当一个温柔、和蔼、为人师表、能够给孩子正面影响的好老师。可当他们长年累月地裹挟在单向度、高强度的评价体系里,最终也会零件化、机械化,成为考试机器螺丝钉般的存在,主要为成绩服务。毕竟师德再好,成绩上不去,所有好处与你无关。但任你怎么骂学生,只要最终成绩上去了,你就能像新闻中的王某那样,成为区里的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——这些荣誉称号往往还意味着每年固定多出一笔奖金。

现实生活中,教师大多不会像王某那样败坏道德地辱骂学生,但作为掌握资源、在师生关系中处于绝对支配一方的教师来说,他们想孤立或者“羞辱”一个“差生”的法子多了去了,只不过更为隐蔽而已。

我绝非为王某辩护,更不是说教师们歧视“差生”的做法是对的。我想强调的是,如果我们对于教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,在师德上完全依赖于喊口号式的提倡,那么它是无解的,甚至是无效的。

无论什么职业,本质都一样,都是为特定群体提供服务,没有必要把教师、医生等神圣化,戴上道德的高帽,然后对他们的道德修养报更大的期望,希望他们能够不功利、不世俗、不爱钱、任劳任怨地去“爱的奉献”。要想让一个群体“不作恶”,根本上靠的是好的制度——哪怕他们很功利、很世俗、很野蛮,也能够在制度的限定下,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场人。

与之相对,如果制度是悬空的,或者制度本身表里不如一,抑或制度本身就是不合理的,那么它很可能会让一个好人变“坏”,甚至不知不觉间连“坏”也被合理化了。就比如在一个“一切看成绩”的氛围里,教师评判学生就只看成绩,为了提高成绩就无所不用其极,而一切还被包裹在“为你好”的外壳下,堂而皇之。

揪出教师队伍中的一个“败类”,让他得到应有惩处,是正义使然,也大快人心。但除了舆论恰巧关注的婷婷外,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“婷婷”。尴尬的是,即便我们知道“唯成绩论”不合理,但高考不正是看成绩吗?每个人是有好的意图,可每个人又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,这又是怎么一回事?

作为一名教师,我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,我同样被裹挟在成绩考核里,一到期末考试也很紧张班级的平均分。但我会恪守师德,无法要求别人的私德,我只能严格要求自己。我不会放弃或歧视那些成绩差的学生,但为了提高成绩,我选择牺牲我的个人时间,花更多的时间与家长沟通配合,利用课余时间辅导孩子们。

这背后有我的私心,这或许让学生和家长也觉得累,也的确让我的工作增多了。我只能自我安慰,成绩提高了对学生也有好处。可还有更折中的好办法吗?很多时候,不尽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成本,就这样被个人给消化了。

责任编辑:aolin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