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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深圳的二次移民

2019-11-09 00:56:07 浏览次数:7224

论深圳的二次移民

人类历史上罕见的“大移民”

金心异在2004年写过一篇《深圳人口之谜》,在网上流传甚广,后来还被不少学术文章引用。因为这几乎是截止到2004年时唯一一篇分析深圳人口数据的文章,在此之前,人们虽然知道深圳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倒挂,但大部分人漠视“实际管理人口”这个数据,而这篇文章首次郑重提出了这个问题,让人们不能再忽视。

该文系由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而来:

“2000年11月11日中国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,其中深圳普查的结果出来之后,几乎让所有关心深圳的人们大吃一惊。该结果显示,深圳市总人口达700.84万人。而根据深圳市统计局年度公布的数字,2000年底深圳常住人口为432.94万人,其中户籍人口为124.92万人。即便是按常住人口这个数字来说,也与人口普查得来的700万这个数字相关一半以上。”

“至少在普查数字公布后的2年~3年时间内,深圳市官方似乎从不承认这个数字的经济学或统计学意义,一年一度的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,政府仍按照自己的计划在增长着深圳的总人口:2001年底深圳常住人口468.76万人,其中户籍人口132.04万人,2002年底常住人口504.25万人,其中户籍人口139.45万人,2003年底常住人口557。41万人,其中户籍人口150/93万人。”

但是深圳政府已经有意无意地在非正式场合放风,比如2003年的某个场合,说深圳实际人口可能已达到1000万人。

到2005年5月,金兄又写了一篇文章《深圳人口难题之辩》(后来收入《金心异深圳评论集》),披露由于建立了“出租屋管理”系统,得到了登记外来人口数字是1026万人,加上165万户籍人口,深圳总人口显然已接近1200万人。

2010年,金兄出版《深圳转型》一书,猜测深圳实际管理人口应该在1700万~1800万左右。后来官方隐隐约约地承认了这个数字。虽然当年深圳户籍人口的数字才达到230万人。到现在,官方基本上会采用以下三个人口数字:户籍人口300万人,如果算人均GDP时,则用1200万人,如果说“实际管理人口”时,则承认有1800万人。

1979年,深圳特区建立时,还没有大规模移民,当时深圳市的总人口约为35万人。之后按照金兄的论述,深圳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潮:

第一次是1988年,由于当年中央鼓励下海经商,国内各地大量的知识分子、工程师、大学生和体制内的失意者,来到深圳。深圳有相当多的知名企业,包括华为、平安、金蝶等,都创立于1988年,绝非偶然。

第二次在1992年~1993年前后,邓小平南巡带动新一轮开发热潮,而香港制造业北迁则是在1992-1997年达到其最颠峰。这二者的结合,使得深圳大量吸纳了中国内地农村的劳动力转移。

第三次则是1998年~2007年这10年间。这里面有几个诱发因素,第一是1998年江朱启动国企改革,导致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国企大量倒闭,大批产业工人失业,相当一部分南下深圳寻找就业机会。第二就是1998年前后台商齐进大陆第一波热潮,开始在深圳、东莞地区投资设厂。第三则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,导致农业萧条,大量农业人口抛弃农业,涌向城市寻找机会。

其实有没有必要划分这三次移民大潮?因为这三次热潮实际上首尾相接,整个1988年之后,深圳持续地接纳国内移民人口。在1990年之时,深圳人口约有100万人。到2010年,事实上已经达到1800万人。也就是说,20年之间净半加了1700万人,平均每年增加85万人。

当然得承认,1998年~2005年是其中的高峰时段,1998年时约为500万,2005年时约为1400万,7年时间增加900万,平均每年净增加130万人。或有人说,也不全是移民吧,深圳人就不生孩子了?不错,这中间也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,但是在2005年之前,深圳全市平均人年龄为27岁,且深圳人大多晚婚晚育,因此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较低。根据市卫计委的数字,2001年~2005年,每年的自然增长(含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)为5万~11万,2010年当年出生11万,因此在本处可以忽略不计。

按照深圳市卫人委的报告,进入十二五(2010年)之后,深圳市每年接受移民规模渐低,总人口规模渐趋稳定,而自然出生率有提高的趋势。也就是说,从2010年到2015年,深圳市管理人口总规模为1800万左右,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移民(每年净移入数估计不超过30万)。

1998年~2005年的移民规模高峰,正是呙中校断言“深圳被抛弃”的阶段,这也是金先生否定“抛弃论”最强有力的论据:正是在那几年,每年有超过100万的中国人移民深圳,也表明深圳的产业提供了如此大规模的就业岗位,说明深圳的产业在那几年是如此地兴旺发达,何来“抛弃”之说?

深圳的移民规模放到全国来看也是惊人的。据全国2010年的统计,30年改革开放,全国总共有1.1亿人口从农村移居城市。当然这个数据不是移民总数,假设城市之间的移民总数是这个数据的1倍,那么全国的移民总数也不过是2.2亿左右,深圳就贡献了其中的1700万,也就是说占到了全国的8%。我觉得,这个估算大概是接近于事实的。

当然,同时期内,整个珠三角约接受了4000万省外移民,至少占全国跨省移民的30%左右。

再与另一个数据相比较。根据《美国经济史》,从16世纪一直到1790年,两个世纪多的时间里北美总人口才达393万人,其中白人只不过317万人。其中1650年~1780年,130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移民美国的人口总数也才不过60万人;而从1501年到1865年,全人类历史上最罪恶的贩奴史,也只不过有50万黑人被贩卖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(当然,约有1000万黑人被运出了非洲,他们中许多人死在运输的途中,也有相当部分黑人运到了南美、欧洲或亚洲)。

而从1790年到1860年,美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,也只不过有600万人从东部迁移到了美国当时的中西部。

说这么多数据,其实想表达的就是一句话,1990年~2010年这20年间,有1700万中国人从全国各地移民深圳,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最大规模的移民潮之一。

正是这1800万深圳人的汇聚在一起,才创造了一个世界城市史上的奇迹。

移民精神成就深圳“一夜之城”

中国有句老话: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。“流动性”不仅是人类社会体的活力之所在,也一定是城市或国家经济体的活力之源,某种程度上,也是一个政治体保持活力的秘诀。

当我们看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兴衰,移民往往是一个地区兴起的重要推动力,而当一个城市的人口汰换率较为低下时,这个城市往往会失去了活力。

在上个世纪初,中国最有活力的两个城市——上海和香港,也是由于大规模移民而开始繁荣。

1843年上海开埠时,整个上海县只有43万人,但到1900年,上海的人口已突破500万,到1949年更高达500万人。改革开放后,上海又迎来新一轮移民潮,从1994年4月开始,上海实行 “蓝印户口制”——凡在上海购买40万元商品房或投资20万美元,可申请常住户口,上海敞开了大门迎接外来移民。2002年虽然取消了蓝印户口制,但到2010年,仅从邻近的华东地区流入上海的人口高达298.41万人,占全部外来人口的77.1%。其中安徽省移民上海人口最多,占全部外来人口的1/3。

香港自开埠之后,除了吸引英国等各国商人外,更主要是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吸引移民。而且每一次中国的社会动荡,都会导致大批精英人口移民香港。在香港的历史上,至少有四次大规模的移民潮:

第一次是19世纪50年代~60年代,由于中国东南半壁受“太平天国”摧残,东南各省士绅纷纷移民香港;

第二次是20世纪30年代末,由于日军侵华,导致长三角地区的工商业者和士绅掀起又一次移民香港的浪潮,并且携带资本、设备等,促进了香港的第一波工业化;

第三次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,许多资本家、工业家移民香港;

第四次则是20世纪70年代,由于香港展开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,急需劳动力,从而向广东地区移民开放,导致珠三角地区“逃港潮”,有超过50万人籍此移民香港。

当然,与深圳超过1800万人规模的移民潮相比,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。所以有人评出中国十大移民城市,深圳毫无争议地位居第一。

上海虽然继续在接纳移民,但是1994年之后移民上海的人口规模,与之前沉淀形成的上海主体人口相比,只能是相对少数。改革开放之前定居上海的人口,已形成稳定的“上海人”认同,不同年代移民上海的人口,除了接受上海的主体文化,并无别的可能性,最多在主体文化之下,形成亚文化圈。与此同时,“上海主体文化”逐渐显示出它的封闭性,籍由语言等文化符号和户籍等行政符号,与新移民形成区隔。

香港更是如此。自80年代之后,香港已基本上关上了原本敞开的接纳广东地区移民的大门,只留了两条小缝,给港人配偶子女或非婚生子女,以及通过优才计划给大陆少量具备特别优秀人才资格者的入籍路径。香港已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封闭之城,并形成了一个逆流动格局:香港的精英阶层从香港流出,但却没有精英人才补充,香港人口结构固化、老化、低素质化,产生财富的能力不足而消耗财富者日益增加。

就中国的主要城市而言,只有深圳以及东莞等少数城市,呈完全开放的吸纳移民的姿态。东莞尚不如深圳,因东莞土著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主体人群,构筑着城市的主体文化,新移民被称之为“新莞人”,但与主体人群和主体文化之间,毕竟存在着隔膜。

深圳则不同。原来宝安县的土著人口只有区区50万人,占整个城市人口的不足3%,已构不成城市的主体人群和主体文化,反而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为一个亚文化圈。一个个城中村成为原住民的文化堡垒,但更像是一个文化盆景,即便是这个文化堡垒,也被叠加上了一个个所谓“寄居村”,文化侵入者“反客为主”的现象并不鲜见。

文化的“去中心化”、社群的“去主体化”,导致深圳城市的极度开放性和包容性,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绝对不是说说而已的大话套话,而是新移民社会的主流态度与情感。

移民会给城市带来哪些优秀因子?我认为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:

其一,带来劳动力、技术、资本和消费需求。

首先是带来充足的劳动力。深圳连续35年移民潮未曾停歇,持续不断地满足深圳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,并且建成了一个深圳与内陆地区的常态化即时性劳动力供应链。尤其是在90年代初中期(1992-1997)深圳加工业爆发式增长期、1998年~2007年深圳高科技制造业的“黄金十年”,这相联接的两个阶段,每年50万~100万级规模的移民输入,满足了深圳经济对初级劳工和技术工人、中高级工程师、技术研发人员的大规模需求。

尤其是初级劳工,大部分会在自己的青壮年时期在深圳及珠三角地区务工,在不符合高强度初级加工业的要求之后被淘汰,回到自己的的故乡。这意味着本地政府攫取了他们劳动价值最大化的一段青春时光,却不承担他们的大部分公共服务成本和养老、后代教育等成本。这固然存在着巨大的不道德状况,但却也是城市完成原始积累的一个客观过程。

据有人粗略统计,至少有3000万中国人曾经在深圳工作过而后离开深圳,这其中至少2000万在深圳从事的是加工制造业等初级劳工工种,深圳城市积累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这块所谓的“人口红利”。

沉淀于深圳的初级劳工中,有相当一部分成长为技术工人,他们成为这个中国的工业中心之一城市的工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何留住这部分优秀人口已成为这个城市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。

其次,在1998年~2007年这个所谓深圳科技制造业的“黄金十年”阶段,所输入的人口中,相当一部分属于工程师和技术研发人员。当然在之前的20年中,也有相当比例的技术人员从内地移民深圳,这包括任正非、侯为贵、徐少春等诸多后来成长为企业家的原内地国企技术人员。这些移民本身就是“技术携带者”,他们携带的技术(包括一些专利)可以说是深圳最初能够发展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技术来源,它使得深圳这个没有多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新兴城市,迅速成为国内高科技中心。

第三,所有的新移民必然同时是“资本携带者”,小到一个打工者藏在内衣或鞋底的几百元保命钱,大到来深圳开设子公司分公司、购买别墅游艇的外地富豪的数亿计的财富流入,他们都带来了导致这个城市繁荣起来的“资本”,这里的资本不以大小之分来确定其重要性,也许最初的那一小笔创业资本,却发展出了深圳最具生命力的产业链条之一节。

没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1800万移民和曾经在深圳工作的3000万人,总共导致了资本流入的总体规模,但这个资本的流入,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期、深圳特区的创业期,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种子基金的作用。

最后,这些大规模移民来到深圳之后,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的购买力以及最基本的住房需求。这部分购买力,是原住民“出租屋经济”第一桶金的来源。可以说,原住民城中村经济,就建基于新移民的这两部分需求之上。

其二,移民是最具创业和创新精神的一个群体。

对中国人来说,“故土难离”,虽然现代人已淡薄了“乡土观念”和“背井离乡”痛苦意识,但是要离开一个原来熟悉的社会,离开了家族网络,人脉资源的机会成本还是很高,到一个新的环境下重新开始人生,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让人望而生畏。因而,能够毅然决然地实施迁徙,这样的人至少具有两种人格:一种是冒险精神,一种是决断能力。

这两种人格和品格,恰恰是儒家文化传统下的中国人所较为稀缺的。因此可以说,能够作出移民决策的个体,都是原有的社会体中,最具冒险精神和决断能力的那种人,也可以说是他们中的最优秀分子。他们也许不是在其原社会体中最成功的人士,也不是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士,甚至可能是原社会体中的失败者,但是由于他们具有冒险精神和决断能力,他们就已经是原有社群中最有活力的分子。

他们大都对原有的生活环境极端不满和失望。如果是原来体制内的干部、知识分子或技术人员,他们对旧的体制彻底失望,想要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;倘若是原来农村的青年农民,他们对告别农村一成不变的生活,拥抱工业文明充满了向往;倘若是原来体制中的人生失败者、失恋、失婚者,他们想要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,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

他们抱着对未来的各种幻想、对自己人生的重新规划,来到深圳。他们单枪匹马闯天下,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,遇见全新的人,寻找全新的机会。他们抓住这些新的机会,建立新的事业基础,构建全新的人际网络,并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

他们不是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而来的,他们是为发财而来的,为改变自己命运而来的。他们来的时候已抛下了原来的所有,人生归零,所以他们虽一无所有,但却也没什么要担心失去的。从零开始,恰巧可以冒所有的险去搏一铺,赢了得到所有,输了也不过是本来如此。所以他们是最具有创业精神的一群人。

举凡全世界,莫不如此,移民是最具有创业欲望和创业精神的一群人。不是他们爱创业,他们是被逼的。

他们本就是因为不满而离开,因此他们就不愿意新的生活环境像原来一样固化,因而他们会希望在新的地方建构新的生活方式,按照他们理想的样子。所以他们大都是为理想而来,怀着理想而来,所以他们不恋旧,想创新。这就是为什么移民是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一群人。

旧的体制是他们不喜欢的,他们希望有新的、能让每个人更好地发挥作用、实现理想的体制;旧的商业模式是他们觉得没有希望和前途的,他们就想要创造一种自己设想的商业模式。创业很多时候也是为了创新,因为自己的公司,至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。

许多深圳的企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虽然最后实现的结果,也许和他们最初的理想已经大相径庭,但是不经过不断的试错,又岂知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而实际上,不管最后得到的是什么,只要是成功,深圳人就已心满意足,因为他们想要的正是成功。

数以千万计的对原来的生活不满的人,来到这个城市,追求自己的新的事业成功,建构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,他们汇聚在一起,就是深圳的成功。他们的梦想,就是“深圳梦”。

这不是一个由100万栋建筑、900多个公园、9500多条总里程6000多公里的城市道路、300万辆小汽车组成的城市,这是一座由1800万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城市。这是一个由新移民创造的新城市。

其三,移民与故乡的联系帮深圳编织出一个强大的国内商业贸易网络。

许多深圳企业,在走过初创期、在本地市场站稳脚根之后,绝对不会满足于本地市场甚至珠三角区域市场,立即就会考虑全国市场甚至全球市场的布局。“深商”这种全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意识、眼光,是国内其它区域商帮都无可比拟的。

当深商谋划全国市场时,移民第一代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。由于是移民一代,他们还未割断与故乡的千丝万缕的联系,尤其是许多人的父母仍居住在故乡,几乎全部的既有亲友网络还在故乡。如是,当他们想要开拓全国市场时,自然而然地要利用这些网络资源。

当他们的商业代表回到故乡市场时,他们所具有的语言、文化和人脉网络的优势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,他们本身是那个亚文化圈滋养出来的人,他们非常容易就再次融入那个亚文化圈。

由是,在深圳与全国各地之间,就建构起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内商业贸易网络,深圳商业的触角便由此可以延伸到全国几乎每一个地级市,甚至是县。这样的贸易网络是具有坚强韧性的、可持续的、可不断修复和延展的、具有强大交互功能的。

当深圳致力于成为一个服务中心时,当深圳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时,这个人际网络同样用得上,深圳同样籍着这个网络,将自己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全国各地。

居住在深圳的虽然只有1800万人,但他们却联结着差不多13亿人。这样的一个网,借助于深圳与全国联结的便捷的航空、高铁及公路网络,借助于移动通信、互联网、借助于全国金融电子系统,发挥出巨大的经济和财富动能。

这样的网络,除了北京之外,确实再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以比拟。上海更多是苏浙皖的上海,广州更多是粤桂琼的广州,而深圳,确实是全国的深圳。

其四,新移民的文化杂交是深圳城市文化的优质基础。

有一种说法,深圳是北京之外,第二个把整个中国所有县市、全部56个民族都收集齐了的城市。

虽然在全国各个亚文化群体中,集结到深圳的人口规模并不均等,可能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东北等亚文化群体贡献了更多的移民,而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北京等省市则贡献的相对较少,但是这并不妨碍深圳成为全国各种亚文化的融合之地。

不仅仅是中国,香港、台湾、澳门、新加坡等各个华人社会体,都有派出成员加入深圳城市文明化过程的大合唱。而且由于紧邻香港,深圳其实是喝香港的乳汁长大的,因此本身就有强大的香港基因在深圳城市体内。

而香港、澳门、台湾,本身就嫁接了大量的西方现代文明。深圳接入香港等元素,本身就是嫁接进入了现代性的因子。这样的结果就是,深圳是整个中华文明与现代性融合的产物,她的未来文化一定是华夏文明现代化的一个结晶,这表明深圳必将是“中华文明主体”现代化的探路者。除非中华文明主体不追求现代化了。

每一个新移民都既是原属亚文化圈的基因携带者,同时又是深圳自己的城市文化的创造者。

综合以上四个方面,如果我们说1800万移民造就了深圳这个奇迹城市,谁又能否认呢?

“深二代”与再移民

最近几年,有人提出了深圳“移民精神”的代际衰减问题,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。

第一代移民的那种冒险精神、那种吃苦耐劳的意志,那种渴望成功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大不了从头再来的韧性、那种毅然决然的决断力、那种赚到大钱之后的狂喜与骄傲,显然不大可能传递到他们的养尊处优的下一代:

他们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,不知道500块钱与5万块钱有什么区别,他们不知道何为“饥饿”、不知道公园草地和大桥下睡觉是什么滋味,他们不担心找不到工作甚至不明白失业意味着什么,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读书一定要上大学,他们不再认同故乡,他们是“深二代”,他们自称是“深圳人”。

“移民精神”注定要代际衰减,因为第二代就不再是“移民”。

但是对一个城市来说,这种衰减过程还要取决于移民潮的持续和终结的节奏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移民深圳的第一代,其第二代许多已在念高中甚至考上了大学甚至大学已毕业;但本世纪初移民深圳的第一代移民,可能刚刚结婚生子,他们的深二代走上社会还要十几二十年时间。

深圳的移民潮是否已经结束?目前尚言之为早,因为像1998年~2007年那种数以百万计规模的移民潮显然已不再,但是目前每年进入深圳的新移民,数目尚可以十万计。因为,深圳仍然是全国机会最多的城市之一。而且由于前面所说的那个人际网络,许多大学毕业生循着他们的乡贤的蜘蛛网,仍可爬行到深圳来。深圳仍不是一个固化结构了的城市,深圳仍未关闭上对新移民的大门。

深圳会否关上这个大门?从我们观察到的深圳政府的态度来看,深圳希望以产业结构来确定就业岗位数,以就业岗位来调节移民规模,而并不想以生硬的政策关上移民进入的大门。唯一的门槛是你能否承受得起深圳的生活成本。

在深圳生活成本日趋高昂的情况下,据说仍经常有100万以上的无就业人口滞留在深圳。不过据有人预测,深圳的总人口规模的峰值估计不会超出2000万这个数字;之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,深圳人口有可能小幅萎缩,只要不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萎缩,深圳人口规模可能会长期保持在1200万~1500万左右。

我对这个预测没有太大的信心,因为过去几年的制造业外迁,许多人以为深圳人口会有相当程度的萎缩。尤其是制造业基地的宝安区,可是结果却是,人口并没有明显减少。

相当可以肯定的说,相当一段时间内,深圳仍将会是国内最吸引移民的城市之一。深圳的移民城市特质也会保持较长的时间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移民深圳者,他们正在逐渐告别社会,进入养老阶段,但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移民深圳者,却仍在当打之年,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流人群,他们许多人仍在拼搏。因此可以预见的是,未来20年,深圳整个城市的移民气质和移民精神,虽略有衰减,但仍可保持血气畅旺。

而自2010年开始,可以说是“深二代”开始登场、崭露头角的时代到来了。

由于时间的序列,目前已在社会上扬名立万的深二代,大多毕业于深中、育才等创校比较早的老校。如马化腾(深中)、刘若鹏(深中)、邹胜龙(育才)、郁秀(育才)、刘惜君(沙头角中学)等。当然,马化腾、邹胜龙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“深二代”,他们都是在少年时期跟随父母移民深圳的,但要说他们是“深一代”创业者,显然也不符合这个定义,毕竟可以勉强归入“深二代”之列。

“深二代”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“归化”之后的深一代。当被别人问“你是哪里人”,他们不会像他们的父母那样,脱口而出的是故乡那个地方,他们会当仁不让地回答说:“我是深圳人。”就像姚贝娜被别人贴上“湖北歌手”或“深圳歌手”标签都可以,但刘惜君却只会说自己是“深圳歌手”一样。他们不再有“身份”尴尬。

“深二代”固然不再具有前述他们父辈的那种特质,但深二代也会有自己的优良基因:在富裕生活中长大的他们,从小接受远较他们的父辈好得多的教育,包括艺术和体育的训练;从小跟着父母国内国外到处旅游,见多识广;互联网上长大的一代,熟练掌握IT、外语等基本工具;在父母的激励下,同样具有强烈的成功渴望;由于家庭教育大都开放、自由,所以其创意特质更加显著。

所以相对于“深一代”的草根特点,“深二代”更具精英意识,其中不少人注定要跻身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。这一点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城市的同龄人具有同质性,不是因为他们是“深一代”的下一代,而是因为他们是这国家的领导性城市之受到精英教育的一代。

然而,他们又确实是“深一代”的下一代,所以他们相比较于其它一线城市的同龄人,可能相对更多一些自由主义气质,而他们的国家主义情感相较于北京、上海等北方城市,或许要淡一些。这多半是因为深圳和广州一样,更多具商业气质,而且与普通法系的香港较为亲近之故。

由此可以确信,未来的20年~30年左右,深圳这城市将由“深一代”主导的创业之城过渡到“深二代主导、深一代辅助”的商业中心城市。但这一带人,总体而言竞争力是不弱的。对深圳来说,危机来临可能是在“深三代”主导下的时期,那时的深圳可能就会泯然众矣。

与“深二代”走上前台同时进行的,还有另外一场“再移民”进程。这是指,第一代移民在获取财富与事业成功之后,选择进一步移民到香港、新加坡甚至北美、欧洲等发达国家;或者在“深一代”的财富资助下,“深二代”到境外留学甚至移民外国,并为深一代“境外养老”预留下可能性。

这一进程正在轰轰烈烈推进之中。

首先,我们无法统计“深一代”移民境外之数量。但查阅相关媒体报道,自2009年之后,深圳市高收入人群每年移民外国的数量都有数千人,35年累计,此一数目应该在5万人至10万人之间。

其次,我们也无法统计每年有多少“深二代”赴国外留学,但是自2008年以来,深圳每年都有上万名应届考生放弃高考,其中大部分情形应该是选择了到国外留学。加之有统计数字显示,“深二代”到国外念高中的的人数大约相当于到国外念大学人数的1/3,则我们可以粗略地认为,深二代到国外留学人数累计大约应该亦在5万人至10万人左右。

虽然我们相信留学生相当部分仍会回到国内就业,但是其中应该有相当比例会移民境外,按照教育部发布的留学生归国比例约占50%这个数字,我们可以估计深二代选择移民的规模累计应该在2万人至5人万之间。

因此,我们是否可以推论说,过去35年间从全国各地移民深圳的1800万居民中,约有10万人“再移民”到了国外。这个数字我估计相对是保守的。而且未来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加剧和明显。

为什么会有“再移民”现象?其实这是全国性的移民潮现象,深圳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。移民的原因无非是以下三个:一,“适彼乐土”;二,希望到外国或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更好的教育体系下接受教育;三,寻找更多机会或者逃避国内的什么东西。对比较有自由主义气质的深圳人来说,深圳已是国内最好的居住地,但对未来的担心可能令他们采取避险的举措。

“再移民”对深圳意味着什么?如果是“深一代”再移民,他们切断与深圳这座城市的联系的可能性有多高?我们只能猜测,他们与故乡之间的联系可能会高于与深圳这座城市的联系;如果是深二代“再移民”,则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与深圳这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就会密切得多。

从好的方面来说,这有助于深圳建立与全世界的联系,其中包括商业联系,这也是国际化城市的一个促进因素。

其实,某个角度来看,深圳这城市又何尝不似一个人生驿站,其中有1800万人来到深圳,并且留了下来;还有3000万人来过深圳,后来他们回了故乡,或者到了国内其它的地方;而有10万左右的人从深圳去了香港、新加坡、美国、欧洲......不排除他们中的某个人,在某一天,又回到了深圳。

这么多的人来来去去,“流动性”正是一个移民城市的魅力之所在。而深圳始终敞开着它的机会之门给所有的人,同时所有的人也在创造着机会给别的人。流动性,就是机会。

好吧,文章的结尾略略有点落寞而伤感:我们以为这是因之荣耀生命的城市,家或者灵魂的安放之所,但其实它只不过是“暂居之地”。暂住证就是其实才揭示了它的本质。

Whatever,毕竟在这里,幸福或有之,安全或有之,自由或有之。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真正原因。

责任编辑:aolina